火车上与大学生们闲侃，颇得呼应，遂觉畅快，于是明白憋了多日的话瘾其实是不易戒除的，适逢特定之听众，不免爆发一小下，说是职业病后遗症也可以，而养成这病的那个职业于我，看来则像是一个复杂的情感，和不易触及的话题。

说来本人是带着义无反顾的心情离开了讲坛。我甚至惊讶于自己何以对这个颇合我天性的职业毫不眷恋，真的是毫不眷恋。原因便是十足的厌倦，从里到外，彻头彻尾，一刻不愿多呆的厌倦。我得说我尝到了厌倦致死的滋味，致使我逃之唯恐不及。

谈论中国高教，恐非我能力可逮，但如果本人之感觉并非个案，甚或已属共鸣，那不用说也是一悲剧了。尽管现如今教师迫于上头压力乱改分数已被视为常态，可当一个教师拿着自己的笔模仿学生笔迹代改考卷和替写论文而不觉其为屈辱，甚至被当作经验在同事间推广的时候，还是实在地吓了我一跳。师道尊严早已退出了价值范畴，我却还在老皇历里头打转，难免要被吓着。很显然，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教师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其尊严并没有超然之价值，舍尊严而保饭碗是自觉地撤退，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过分守旧者有时会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这是导致我厌倦的原因之一。

高校现在的普遍情况是普遍的厌学导致普遍的不及格，不对考卷再加工便应付不了评估，各科皆然。而评估者本身也是各高校出来的，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却不去捅破。捅破就不好玩了，这关系同质检局之于三鹿完全一样。依此类推中国的一切与合格证有关的戏务依据得是同一个剧本。三鹿的戏要是没死人，还会接着唱。而中国的高教暂时不直接杀人，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崩溃不了的。于是毒粉漫天，遮云掩雾的日子且得过下去，直到有一天……

何以走到了这个地步呢？只要明白中国高教其实是体制化与市场化杂交出的奇形怪胎就好解释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首先应该是独立于权力的，这才能保证大学成为高悬价值理性之剑，孕育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之知识人的摇篮，而不是工具理性一统天下的政治和技术培训地。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学走的完全是党统的路子，教育堂而皇之地沦为专政之工具。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大学传统被成功切断后，取而代之的是僵化的体制造就的僵化思维，随波逐流遂成为主流。文科的一败涂地自不必说；即便是理工科技类的专业，也因为缺乏精神向度的指引，变成了纯技能的教条式灌输。教师和学生所关注的仅仅是学以致用，而所幸的是，在计划经济下所学多半得以致用，并且各行当之间没有报酬上的差距，故莘莘学子们还能念得进书去。另外，彼时的大学作为纯粹的“事业单位”不存在钱的问题，一切按计划，不用争生源，故在管理上还是该严则严，学子们不念便会没有饭碗，只有“念”这一个选项。

看起来颇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商品大潮的到来，快速匍匐在金钱脚下的竟是中国的大学；但仔细一想就应该知道这完全是按逻辑的路子走的步。一个失去了道统、随波逐流的东西在什么时候都不会是独立的，这会儿怎能独立于金钱呢？一个相反的有点极端的例子是这样的：1996年11月5 日，牛津大学董事会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萨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牛津人的理由是：“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远离沾满铜臭的工商教育。”且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的胜利。”诚然，对于产生过许多星光灿烂，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如伏尔泰、托马斯.佐尔、亚当.斯密、汤恩比、艾略特之流的牛津来说，这或许不是天方夜谭。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现代大学来说完全独立于金钱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带着道统的大学进入了市场便还是一个大学，而不具道统的机构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一个摊位，这正是中国大学之现状。而我所说的道统则是指作为人类教育的首要价值的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对人类自身本质和命运的深刻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指根植于国家民族的狭隘观念的虚假的愚忠与报效。

失去了方向感的学子们因不再有学以致用的保障而选择了时间的大抛荒。除少数为考研而有短期目标的学生还在“坚持学习”，其余的都在观望。规章制度不再有约束力，这好比对于得了厌食症的人，没什么办法可以让其多吃一口。大量的扩招是一个问题，但对于眼下的超低水平的考卷来说，超低的考分已经和智商水平没任何关系了。校方怕暴露现状影响了就业率从而影响评估和招生，便开了许多口子以让学生过，而“上帝们”则好像窥见了这块软肋，越哄越娇偏不过。最后，当然都过了，过了独木桥直入康庄大道了。